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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2007-01-07 23:57:00|  分类: 真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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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湖畔散步之一 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 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 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 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 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 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 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 “如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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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 湖畔散步之一

 

 

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

 

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

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

 

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 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 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

 

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

 

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如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湖畔散步之一 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 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 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 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 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 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 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 “如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湖畔散步之一 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 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 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 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 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 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 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 “如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湖畔散步之一 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 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 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 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 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 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 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 “如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湖畔散步之一 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 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 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 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 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 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 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 “如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陈明远 - 陈明远的博客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湖畔散步之一 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 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 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 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 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 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 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 “如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湖畔散步之一 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 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 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 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 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 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 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 “如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陈明远 - 陈明远的博客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豪感”任意夸张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而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多年以前跟着宗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留下了隽永的回忆。上面两段谈话,不过是随手拈起的例子。 宗老师老师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理论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叫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于身心放松神游天外之际切磋琢磨,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得到启发,增长学问……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置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但是,跟着宗白华老师在未名湖畔的散步,是我回味中最美好的时光。  

 

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 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 (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 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 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菜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 宗老师进一步指出: 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宗老师关于中国人误读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这些谈话,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这是一种回念,也是一种悲哀 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 —— 湖畔散步之一 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 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 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 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 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 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 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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