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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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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  

2006-12-22 10:38: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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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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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

 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

 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

 

 “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

 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

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 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

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 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

此后,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

“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

 

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

 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

    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

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 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 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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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

   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

   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

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   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   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

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   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

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

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

   

    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

   

   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   (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

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   (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

   (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 ——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

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

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

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

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

 

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研究和在校任职薪金;(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李大钊1919年12月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20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20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陈明远 1999 年11月于北京丝竹园请继续点击,阅读下列精彩博文——《文化人与钱》后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文化人与钱》后记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P>“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何本质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加以斥责,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P>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和江南沪宁地区;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6月20日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是一个象征,从此我国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剧团,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民意、反对独裁的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五四运动前夕,中国  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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