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陈明远的博客

 
 
 

日志

 
 

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延续至今!  

2007-07-10 19:13: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
 

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延续至今

近年以来,王戎生、张育仁等,又重翻十年以前的老帐,掀起“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旧话重提,颇有感触。许多友人表示关心此事的进展。于是我抽空从电脑存档中,找出这篇资料(摘录),供大家参考。

 

1996年5月至10月,《文艺报》《中华读者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郭平英、王戎笙、王廷芳的文章,攻击陈明远“虚构、炮制、篡改、增删”郭沫若书信。而陈明远本人的申辩,则遭到上述媒体封杀,一概不于发表。这样的“一言堂”引起公愤。由此触发《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反思郭沫若》一书(作家出版社)又遭封杀。终于纸包不住火,次年各地报刊展开了持续的争论,持续多年,各种意见发文数十篇……

郭沫若致陈明远信件的发表过程

一开始是1982年《新文学史料》上揭载的19封,由原《文汇报》记者周尊攘提供。据称周在1963年读到郭沫若的这些信,在经得郭沫若的同意和叶以群的支持之下整理成文的。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1986年又推出了9封这样的书信,待到1988年陈明远的诗集《劫后诗存》出版时,作为附录被整理出来的郭沫若来信已增至40封,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文汇报》以“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为题又刊载出13封。差不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黄淳浩编辑《郭沫若书信集》,再推出了若干“据手稿抄件编入”的未发表过的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这样,此类信件的总数已达69封。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这几批信件,都并不是由陈明远本人整理出来的,……但当时并没有听到郭家直接提出像郭平英等人后来发表的这种抗议。

不知何故,事情过去4年后,郭平英(郭沫若第十一个子女)、王戎笙、王廷芳(郭沫若生前的两个秘书)等才相继撰文,如梦初醒般地对陈明远所整理并抛出的郭沫若书信提起争讼。对于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的事实,无论是谁都无力否认。郭平英等人的文章要害是指责陈明远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出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篡改乃至杜撰郭沫若书信。

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问题是,这些都是50—60年代的事了,中间经过了文革十年劫难,书信原件很少有幸存者,即连当时的抄件,据陈明远等知情者所说,也已七零八落。文革前正式公诸于世的此类信件似乎很少,郭沫若信件的手稿也只发现了十几封,余皆近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发表的转抄件。

郭沫若的子女指责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信件

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

郭沫若的第十一个子女郭平英首先抓住郭沫若起自何时与陈明远通信的问题斥责陈明远的作伪。她认定,1962年第15至16期上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写于1956年9月14日的那对是郭沫若给陈明远回的第一信,而陈明远现整理出来的1956年9月以前的郭沫若复信便不知其所据了。按,陈明远现披露的郭沫若复信最早的写于1953年7月12日,写于1956年9月之前的共有14封。诚然,陈明远拿不出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来证明这14封信的真实,但如果他的“作伪”仅是为了借郭沫若抬高自己,细看这些信的内容,则似乎并不能达到目的,且也似乎没必要一定得将时间强调到这么早。郭平英根据陈明远致郭沫若的一封原信证明,陈给郭写的第一封信正应在1956年而不是1953年。这封写于1961年6月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您还记得5年前,当我还载着红领巾和您刚开始通信的情景吗?”既然陈明远说刚开始通信的时间是“5年前”的1956年,则郭沫若就不可能在1956年之前写给一个叫陈明远的小朋友。虽然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陈明远写的这封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信中的笔误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1956年陈明远已经是15岁的高中生了,怎么还会戴红领巾呢?陈明远或表示过,这里的“5年”乃是“8个”之误,似可相信,8年前他12岁,正是戴红领巾的时候。

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

而且,从信件的具体内容来看,说郭沫若的这封于60年代公开发表的回信是给陈明远的第一封信,依据似亦不足。首先,这封回信在短短的问候之后,即表示了“你准备钻研数学是很好的……”对于首次通信的小朋友,作这样的表态显然并不合适,也不符合郭沫若的身份;其次,在表扬陈明远对学校的热爱情感之后,表示“将来我到上海去时,一定要去看看你们的学校”,身为重要领道人,对第一次通信的学生即作这样的表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接着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事,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题外的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

 

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

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

 

       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

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

       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

      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

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延续至今近年以来,王戎生、张育仁等,又重翻十年以前的老帐,掀起“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旧话重提,颇有感触。许多友人表示关心此事的进展。于是我抽空从电脑存档中,找出这篇资料(摘录),供大家参考。1996年5月至10月,《文艺报》《中华读者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郭平英、王戎笙、王廷芳的文章,攻击陈明远“虚构、炮制、篡改、增删”郭沫若书信。而陈明远本人的申辩,则遭到上述媒体封杀,一概不于发表。这样的“一言堂”引起公愤。由此触发《反思郭沫若》一书(作家出版社)又遭封杀。终于纸包不住火,次年各地报刊展开了持续的争论,持续多年,各种意见发文数十篇……郭沫若致陈明远信件的发表过程一开始是1982年《新文学史料》上揭载的19封,由原《文汇报》记者周尊攘提供。据称周在1963年读到郭沫若的这些信,在经得郭沫若的同意和叶以群的支持之下整理成文的。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1986年又推出了9封这样的书信,待到1988年陈明远的诗集《劫后诗存》出版时,作为附录被整理出来的郭沫若来信已增至40封,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文汇报》以“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为题又刊载出13封。差不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黄淳浩编辑《郭沫若书信集》,再推出了若干“据手稿抄件编入”的未发表过的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这样,此类信件的总数已达69封。这几批信件,都并不是由陈明远本人整理出来的,……但当时并没有听到郭家直接提出像郭平英等人后来发表的这种抗议。不知何故,事情过去4年后,郭平英(郭沫若第十一个子女)、王戎笙、王廷芳(郭沫若生前的两个秘书)等才相继撰文,如梦初醒般地对陈明远所整理并抛出的郭沫若书信提起争讼。对于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的事实,无论是谁都无力否认。郭平英等人的文章要害是指责陈明远出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篡改乃至杜撰郭沫若书信。问题是,这些都是50—60年代的事了,中间经过了文革十年劫难,书信原件很少有幸存者,即连当时的抄件,据陈明远等知情者所说,也已七零八落。文革前正式公诸于世的此类信件似乎很少,郭沫若信件的手稿也只发现了十几封,余皆近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发表的转抄件。郭沫若的子女指责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信件郭沫若的第十一个子女郭平英首先抓住郭沫若起自何时与陈明远通信的问题斥责陈明远的作伪。她认定,1962年第15至16期上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写于1956年9月14日的那对是郭沫若给陈明远回的第一信,而陈明远现整理出来的1956年9月以前的郭沫若复信便不知其所据了。按,陈明远现披露的郭沫若复信最早的写于1953年7月12日,写于1956年9月之前的共有14封。诚然,陈明远拿不出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来证明这14封信的真实,但如果他的“作伪”仅是为了借郭沫若抬高自己,细看这些信的内容,则似乎并不能达到目的,且也似乎没必要一定得将时间强调到这么早。郭平英根据陈明远致郭沫若的一封原信证明,陈给郭写的第一封信正应在1956年而不是1953年。这封写于1961年6月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您还记得5年前,当我还载着红领巾和您刚开始通信的情景吗?”既然陈明远说刚开始通信的时间是“5年前”的1956年,则郭沫若就不可能在1956年之前写给一个叫陈明远的小朋友。虽然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陈明远写的这封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信中的笔误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1956年陈明远已经是15岁的高中生了,怎么还会戴红领巾呢?陈明远或表示过,这里的“5年”乃是“8个”之误,似可相信,8年前他12岁,正是戴红领巾的时候。而且,从信件的具体内容来看,说郭沫若的这封于60年代公开发表的回信是给陈明远的第一封信,依据似亦不足。首先,这封回信在短短的问候之后,即表示了“你准备钻研数学是很好的……”对于首次通信的小朋友,作这样的表态显然并不合适,也不符合郭沫若的身份;其次,在表扬陈明远对学校的热爱情感之后,表示“将来我到上海去时,一定要去看看你们的学校”,身为重要领道人,对第一次通信的学生即作这样的表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接着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事,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题外的        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

        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

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延续至今近年以来,王戎生、张育仁等,又重翻十年以前的老帐,掀起“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旧话重提,颇有感触。许多友人表示关心此事的进展。于是我抽空从电脑存档中,找出这篇资料(摘录),供大家参考。1996年5月至10月,《文艺报》《中华读者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郭平英、王戎笙、王廷芳的文章,攻击陈明远“虚构、炮制、篡改、增删”郭沫若书信。而陈明远本人的申辩,则遭到上述媒体封杀,一概不于发表。这样的“一言堂”引起公愤。由此触发《反思郭沫若》一书(作家出版社)又遭封杀。终于纸包不住火,次年各地报刊展开了持续的争论,持续多年,各种意见发文数十篇……郭沫若致陈明远信件的发表过程一开始是1982年《新文学史料》上揭载的19封,由原《文汇报》记者周尊攘提供。据称周在1963年读到郭沫若的这些信,在经得郭沫若的同意和叶以群的支持之下整理成文的。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1986年又推出了9封这样的书信,待到1988年陈明远的诗集《劫后诗存》出版时,作为附录被整理出来的郭沫若来信已增至40封,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文汇报》以“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为题又刊载出13封。差不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黄淳浩编辑《郭沫若书信集》,再推出了若干“据手稿抄件编入”的未发表过的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这样,此类信件的总数已达69封。这几批信件,都并不是由陈明远本人整理出来的,……但当时并没有听到郭家直接提出像郭平英等人后来发表的这种抗议。不知何故,事情过去4年后,郭平英(郭沫若第十一个子女)、王戎笙、王廷芳(郭沫若生前的两个秘书)等才相继撰文,如梦初醒般地对陈明远所整理并抛出的郭沫若书信提起争讼。对于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的事实,无论是谁都无力否认。郭平英等人的文章要害是指责陈明远出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篡改乃至杜撰郭沫若书信。问题是,这些都是50—60年代的事了,中间经过了文革十年劫难,书信原件很少有幸存者,即连当时的抄件,据陈明远等知情者所说,也已七零八落。文革前正式公诸于世的此类信件似乎很少,郭沫若信件的手稿也只发现了十几封,余皆近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发表的转抄件。郭沫若的子女指责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信件郭沫若的第十一个子女郭平英首先抓住郭沫若起自何时与陈明远通信的问题斥责陈明远的作伪。她认定,1962年第15至16期上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写于1956年9月14日的那对是郭沫若给陈明远回的第一信,而陈明远现整理出来的1956年9月以前的郭沫若复信便不知其所据了。按,陈明远现披露的郭沫若复信最早的写于1953年7月12日,写于1956年9月之前的共有14封。诚然,陈明远拿不出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来证明这14封信的真实,但如果他的“作伪”仅是为了借郭沫若抬高自己,细看这些信的内容,则似乎并不能达到目的,且也似乎没必要一定得将时间强调到这么早。郭平英根据陈明远致郭沫若的一封原信证明,陈给郭写的第一封信正应在1956年而不是1953年。这封写于1961年6月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您还记得5年前,当我还载着红领巾和您刚开始通信的情景吗?”既然陈明远说刚开始通信的时间是“5年前”的1956年,则郭沫若就不可能在1956年之前写给一个叫陈明远的小朋友。虽然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陈明远写的这封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信中的笔误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1956年陈明远已经是15岁的高中生了,怎么还会戴红领巾呢?陈明远或表示过,这里的“5年”乃是“8个”之误,似可相信,8年前他12岁,正是戴红领巾的时候。而且,从信件的具体内容来看,说郭沫若的这封于60年代公开发表的回信是给陈明远的第一封信,依据似亦不足。首先,这封回信在短短的问候之后,即表示了“你准备钻研数学是很好的……”对于首次通信的小朋友,作这样的表态显然并不合适,也不符合郭沫若的身份;其次,在表扬陈明远对学校的热爱情感之后,表示“将来我到上海去时,一定要去看看你们的学校”,身为重要领道人,对第一次通信的学生即作这样的表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接着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事,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题外的

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

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延续至今近年以来,王戎生、张育仁等,又重翻十年以前的老帐,掀起“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旧话重提,颇有感触。许多友人表示关心此事的进展。于是我抽空从电脑存档中,找出这篇资料(摘录),供大家参考。1996年5月至10月,《文艺报》《中华读者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郭平英、王戎笙、王廷芳的文章,攻击陈明远“虚构、炮制、篡改、增删”郭沫若书信。而陈明远本人的申辩,则遭到上述媒体封杀,一概不于发表。这样的“一言堂”引起公愤。由此触发《反思郭沫若》一书(作家出版社)又遭封杀。终于纸包不住火,次年各地报刊展开了持续的争论,持续多年,各种意见发文数十篇……郭沫若致陈明远信件的发表过程一开始是1982年《新文学史料》上揭载的19封,由原《文汇报》记者周尊攘提供。据称周在1963年读到郭沫若的这些信,在经得郭沫若的同意和叶以群的支持之下整理成文的。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1986年又推出了9封这样的书信,待到1988年陈明远的诗集《劫后诗存》出版时,作为附录被整理出来的郭沫若来信已增至40封,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文汇报》以“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为题又刊载出13封。差不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黄淳浩编辑《郭沫若书信集》,再推出了若干“据手稿抄件编入”的未发表过的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这样,此类信件的总数已达69封。这几批信件,都并不是由陈明远本人整理出来的,……但当时并没有听到郭家直接提出像郭平英等人后来发表的这种抗议。不知何故,事情过去4年后,郭平英(郭沫若第十一个子女)、王戎笙、王廷芳(郭沫若生前的两个秘书)等才相继撰文,如梦初醒般地对陈明远所整理并抛出的郭沫若书信提起争讼。对于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的事实,无论是谁都无力否认。郭平英等人的文章要害是指责陈明远出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篡改乃至杜撰郭沫若书信。问题是,这些都是50—60年代的事了,中间经过了文革十年劫难,书信原件很少有幸存者,即连当时的抄件,据陈明远等知情者所说,也已七零八落。文革前正式公诸于世的此类信件似乎很少,郭沫若信件的手稿也只发现了十几封,余皆近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发表的转抄件。郭沫若的子女指责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信件郭沫若的第十一个子女郭平英首先抓住郭沫若起自何时与陈明远通信的问题斥责陈明远的作伪。她认定,1962年第15至16期上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写于1956年9月14日的那对是郭沫若给陈明远回的第一信,而陈明远现整理出来的1956年9月以前的郭沫若复信便不知其所据了。按,陈明远现披露的郭沫若复信最早的写于1953年7月12日,写于1956年9月之前的共有14封。诚然,陈明远拿不出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来证明这14封信的真实,但如果他的“作伪”仅是为了借郭沫若抬高自己,细看这些信的内容,则似乎并不能达到目的,且也似乎没必要一定得将时间强调到这么早。郭平英根据陈明远致郭沫若的一封原信证明,陈给郭写的第一封信正应在1956年而不是1953年。这封写于1961年6月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您还记得5年前,当我还载着红领巾和您刚开始通信的情景吗?”既然陈明远说刚开始通信的时间是“5年前”的1956年,则郭沫若就不可能在1956年之前写给一个叫陈明远的小朋友。虽然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陈明远写的这封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信中的笔误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1956年陈明远已经是15岁的高中生了,怎么还会戴红领巾呢?陈明远或表示过,这里的“5年”乃是“8个”之误,似可相信,8年前他12岁,正是戴红领巾的时候。而且,从信件的具体内容来看,说郭沫若的这封于60年代公开发表的回信是给陈明远的第一封信,依据似亦不足。首先,这封回信在短短的问候之后,即表示了“你准备钻研数学是很好的……”对于首次通信的小朋友,作这样的表态显然并不合适,也不符合郭沫若的身份;其次,在表扬陈明远对学校的热爱情感之后,表示“将来我到上海去时,一定要去看看你们的学校”,身为重要领道人,对第一次通信的学生即作这样的表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接着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事,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题外的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

      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

       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延续至今近年以来,王戎生、张育仁等,又重翻十年以前的老帐,掀起“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旧话重提,颇有感触。许多友人表示关心此事的进展。于是我抽空从电脑存档中,找出这篇资料(摘录),供大家参考。1996年5月至10月,《文艺报》《中华读者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郭平英、王戎笙、王廷芳的文章,攻击陈明远“虚构、炮制、篡改、增删”郭沫若书信。而陈明远本人的申辩,则遭到上述媒体封杀,一概不于发表。这样的“一言堂”引起公愤。由此触发《反思郭沫若》一书(作家出版社)又遭封杀。终于纸包不住火,次年各地报刊展开了持续的争论,持续多年,各种意见发文数十篇……郭沫若致陈明远信件的发表过程一开始是1982年《新文学史料》上揭载的19封,由原《文汇报》记者周尊攘提供。据称周在1963年读到郭沫若的这些信,在经得郭沫若的同意和叶以群的支持之下整理成文的。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1986年又推出了9封这样的书信,待到1988年陈明远的诗集《劫后诗存》出版时,作为附录被整理出来的郭沫若来信已增至40封,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文汇报》以“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为题又刊载出13封。差不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黄淳浩编辑《郭沫若书信集》,再推出了若干“据手稿抄件编入”的未发表过的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这样,此类信件的总数已达69封。这几批信件,都并不是由陈明远本人整理出来的,……但当时并没有听到郭家直接提出像郭平英等人后来发表的这种抗议。不知何故,事情过去4年后,郭平英(郭沫若第十一个子女)、王戎笙、王廷芳(郭沫若生前的两个秘书)等才相继撰文,如梦初醒般地对陈明远所整理并抛出的郭沫若书信提起争讼。对于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的事实,无论是谁都无力否认。郭平英等人的文章要害是指责陈明远出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篡改乃至杜撰郭沫若书信。问题是,这些都是50—60年代的事了,中间经过了文革十年劫难,书信原件很少有幸存者,即连当时的抄件,据陈明远等知情者所说,也已七零八落。文革前正式公诸于世的此类信件似乎很少,郭沫若信件的手稿也只发现了十几封,余皆近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发表的转抄件。郭沫若的子女指责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信件郭沫若的第十一个子女郭平英首先抓住郭沫若起自何时与陈明远通信的问题斥责陈明远的作伪。她认定,1962年第15至16期上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写于1956年9月14日的那对是郭沫若给陈明远回的第一信,而陈明远现整理出来的1956年9月以前的郭沫若复信便不知其所据了。按,陈明远现披露的郭沫若复信最早的写于1953年7月12日,写于1956年9月之前的共有14封。诚然,陈明远拿不出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来证明这14封信的真实,但如果他的“作伪”仅是为了借郭沫若抬高自己,细看这些信的内容,则似乎并不能达到目的,且也似乎没必要一定得将时间强调到这么早。郭平英根据陈明远致郭沫若的一封原信证明,陈给郭写的第一封信正应在1956年而不是1953年。这封写于1961年6月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您还记得5年前,当我还载着红领巾和您刚开始通信的情景吗?”既然陈明远说刚开始通信的时间是“5年前”的1956年,则郭沫若就不可能在1956年之前写给一个叫陈明远的小朋友。虽然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陈明远写的这封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信中的笔误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1956年陈明远已经是15岁的高中生了,怎么还会戴红领巾呢?陈明远或表示过,这里的“5年”乃是“8个”之误,似可相信,8年前他12岁,正是戴红领巾的时候。而且,从信件的具体内容来看,说郭沫若的这封于60年代公开发表的回信是给陈明远的第一封信,依据似亦不足。首先,这封回信在短短的问候之后,即表示了“你准备钻研数学是很好的……”对于首次通信的小朋友,作这样的表态显然并不合适,也不符合郭沫若的身份;其次,在表扬陈明远对学校的热爱情感之后,表示“将来我到上海去时,一定要去看看你们的学校”,身为重要领道人,对第一次通信的学生即作这样的表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接着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事,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题外的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

        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

       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延续至今近年以来,王戎生、张育仁等,又重翻十年以前的老帐,掀起“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旧话重提,颇有感触。许多友人表示关心此事的进展。于是我抽空从电脑存档中,找出这篇资料(摘录),供大家参考。1996年5月至10月,《文艺报》《中华读者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郭平英、王戎笙、王廷芳的文章,攻击陈明远“虚构、炮制、篡改、增删”郭沫若书信。而陈明远本人的申辩,则遭到上述媒体封杀,一概不于发表。这样的“一言堂”引起公愤。由此触发《反思郭沫若》一书(作家出版社)又遭封杀。终于纸包不住火,次年各地报刊展开了持续的争论,持续多年,各种意见发文数十篇……郭沫若致陈明远信件的发表过程一开始是1982年《新文学史料》上揭载的19封,由原《文汇报》记者周尊攘提供。据称周在1963年读到郭沫若的这些信,在经得郭沫若的同意和叶以群的支持之下整理成文的。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1986年又推出了9封这样的书信,待到1988年陈明远的诗集《劫后诗存》出版时,作为附录被整理出来的郭沫若来信已增至40封,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文汇报》以“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为题又刊载出13封。差不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黄淳浩编辑《郭沫若书信集》,再推出了若干“据手稿抄件编入”的未发表过的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这样,此类信件的总数已达69封。这几批信件,都并不是由陈明远本人整理出来的,……但当时并没有听到郭家直接提出像郭平英等人后来发表的这种抗议。不知何故,事情过去4年后,郭平英(郭沫若第十一个子女)、王戎笙、王廷芳(郭沫若生前的两个秘书)等才相继撰文,如梦初醒般地对陈明远所整理并抛出的郭沫若书信提起争讼。对于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的事实,无论是谁都无力否认。郭平英等人的文章要害是指责陈明远出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篡改乃至杜撰郭沫若书信。问题是,这些都是50—60年代的事了,中间经过了文革十年劫难,书信原件很少有幸存者,即连当时的抄件,据陈明远等知情者所说,也已七零八落。文革前正式公诸于世的此类信件似乎很少,郭沫若信件的手稿也只发现了十几封,余皆近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发表的转抄件。郭沫若的子女指责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信件郭沫若的第十一个子女郭平英首先抓住郭沫若起自何时与陈明远通信的问题斥责陈明远的作伪。她认定,1962年第15至16期上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写于1956年9月14日的那对是郭沫若给陈明远回的第一信,而陈明远现整理出来的1956年9月以前的郭沫若复信便不知其所据了。按,陈明远现披露的郭沫若复信最早的写于1953年7月12日,写于1956年9月之前的共有14封。诚然,陈明远拿不出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来证明这14封信的真实,但如果他的“作伪”仅是为了借郭沫若抬高自己,细看这些信的内容,则似乎并不能达到目的,且也似乎没必要一定得将时间强调到这么早。郭平英根据陈明远致郭沫若的一封原信证明,陈给郭写的第一封信正应在1956年而不是1953年。这封写于1961年6月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您还记得5年前,当我还载着红领巾和您刚开始通信的情景吗?”既然陈明远说刚开始通信的时间是“5年前”的1956年,则郭沫若就不可能在1956年之前写给一个叫陈明远的小朋友。虽然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陈明远写的这封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信中的笔误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1956年陈明远已经是15岁的高中生了,怎么还会戴红领巾呢?陈明远或表示过,这里的“5年”乃是“8个”之误,似可相信,8年前他12岁,正是戴红领巾的时候。而且,从信件的具体内容来看,说郭沫若的这封于60年代公开发表的回信是给陈明远的第一封信,依据似亦不足。首先,这封回信在短短的问候之后,即表示了“你准备钻研数学是很好的……”对于首次通信的小朋友,作这样的表态显然并不合适,也不符合郭沫若的身份;其次,在表扬陈明远对学校的热爱情感之后,表示“将来我到上海去时,一定要去看看你们的学校”,身为重要领道人,对第一次通信的学生即作这样的表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接着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事,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题外的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

 

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

 

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

        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

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

       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话,由像郭沫若这样繁忙的人向一位初次来信的小朋友絮叨而出,似乎说不通,而郭沫若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文集出版后“陆续送给你”,这就更不像初相识的关系了;第四,郭沫若睿智地指出一个脑袋“不抵事”,并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的颈子上又多出一个脑袋了。”谁都能看出,这不应是对一个初次来信者说的话。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不足郭平英的指责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陈明远拿不出或者未拿出原始抄件,这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被指责和怀疑的可能性。但是,要说陈氏编选了1956年9月以前的14封信,而且目的在于抬高自己,显然说不过去。细看这前14封信,其中当然有“郭沫若”对陈明远的褒奖之语,但没有任何一封的褒奖程度能超过那时公开发表的这封,语气也远没有这封亲切,就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言,如此编造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郭平英更进一步指出,“陈明远整理的1956——1963年间的郭沫若书信的准确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她将保留在郭沫若纪念馆的一封写于1961年6月23日的郭沫若复信与陈明远这“方面”整理发表的同年7月12日的复信进行了对照,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一是“信的台头、落款被加以粉饰,——‘陈明远同志’变成了‘明远’;‘郭沫若’变成了‘沫若’。”二是郭引复信批评陈明远“您的诗每每平仄不合”,而陈氏整理的复信却成了“您写得比我的诗更好”。就这两点指控而言,似乎亦并不足以推定陈明远“作伪”的“随心所欲”。从现有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其它复信来看,1961年以前即已有“明远,年轻的朋友”之类的称谓,郭沫若生前发表的写于1961年3月23日的复信落款正是“沫若”,而有手稿为证的同年6月25日复信不仅台头称“明远”,落款还署上了“鼎堂”之号。在前此的复信中,郭沫若多次表扬陈明远的新诗创作,并鼓励他“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959年8月19日的复信也说读了陈的新诗“感觉着极大的安慰”,同时批评他的旧体诗“还是没有摸出门路”。郭平英所举复信明确批评的是陈明远的“旧诗”,与陈明远等整理出的那封信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显然就陈的新诗而言,陈的新诗“比我的诗更好”显然是郭沫若一贯的自廉之词,不应成为指责陈明远“作伪”的凭据。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信的真伪要害之处是郭平英所说的,随后(郭沫若前秘书)王戎笙拿出影印件的6月23日复信是否与陈明远“作伪”的7月12日复信本属于同一信件。按,现有手稿证明这年的6月25日郭沫若以“鼎堂”署名给“明远”回了一信,此信开始便称“最近两信都接到”,并未提及一日前刚给陈回过一封信,很可能写于6月23日的那封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陈的另一封信,便将原信搁起,另于25日写了现有手稿的这封回信。这样,此一未及发出的这封由郭平英、王戎笙拿出来才属顺理成章。郭平英、王戎笙在指控陈明远伪造郭沫若复信的其它所有观点和材料都是一致的,唯独有关这封信的手稿为何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说法颇不相符。郭平英说是1963年陈明远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郭沫若“逐渐觉察到陈明远身上的某些弱点”,便“用委婉的方式通知他退还复信的原件”,于是“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一些书信原件得以在郭沫若故居保存至今”,这一封看来就是陈遵郭沫若嘱退还的。王戎笙则说是:“当时郭办秘书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凡是郭老亲笔回信的,……一是将郭老亲笔信寄给收信人,另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保存;一是由郭办秘书照抄一份寄给收信人,而将郭老亲笔信原件保留下来。”并说他出示的6月23日的这封,正“属于后一种情况”。郭、王二文的驳陈观点、所兴材料及展开方式是那么一致,却在如何解释郭沫若此一复信的原件不在陈明远手中的事实问题上如此分歧,这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破绽。再就他们各自的说法而言,也仍然不无漏洞。郭平英没有明确说出郭沫若发觉陈明远的某些弱点后用何种“委婉”的方式通知陈明远退还信件,相信这不太会是含忠厚,更多的可能是语焉难详,因为到了这份上,郭平英也许不至于再因顾全“作伪”者的面子而左右言他;另外,据郭平英自己说,陈明远退还的信件并非这一封,而是“一些”,那么何以未见出示其它原件?奇怪的是,既然这些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是陈明远自己退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

 

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

        总之,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延续至今近年以来,王戎生、张育仁等,又重翻十年以前的老帐,掀起“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旧话重提,颇有感触。许多友人表示关心此事的进展。于是我抽空从电脑存档中,找出这篇资料(摘录),供大家参考。1996年5月至10月,《文艺报》《中华读者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郭平英、王戎笙、王廷芳的文章,攻击陈明远“虚构、炮制、篡改、增删”郭沫若书信。而陈明远本人的申辩,则遭到上述媒体封杀,一概不于发表。这样的“一言堂”引起公愤。由此触发《反思郭沫若》一书(作家出版社)又遭封杀。终于纸包不住火,次年各地报刊展开了持续的争论,持续多年,各种意见发文数十篇……郭沫若致陈明远信件的发表过程一开始是1982年《新文学史料》上揭载的19封,由原《文汇报》记者周尊攘提供。据称周在1963年读到郭沫若的这些信,在经得郭沫若的同意和叶以群的支持之下整理成文的。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1986年又推出了9封这样的书信,待到1988年陈明远的诗集《劫后诗存》出版时,作为附录被整理出来的郭沫若来信已增至40封,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文汇报》以“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为题又刊载出13封。差不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黄淳浩编辑《郭沫若书信集》,再推出了若干“据手稿抄件编入”的未发表过的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这样,此类信件的总数已达69封。这几批信件,都并不是由陈明远本人整理出来的,……但当时并没有听到郭家直接提出像郭平英等人后来发表的这种抗议。不知何故,事情过去4年后,郭平英(郭沫若第十一个子女)、王戎笙、王廷芳(郭沫若生前的两个秘书)等才相继撰文,如梦初醒般地对陈明远所整理并抛出的郭沫若书信提起争讼。对于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的事实,无论是谁都无力否认。郭平英等人的文章要害是指责陈明远出于抬高自己的目的而篡改乃至杜撰郭沫若书信。问题是,这些都是50—60年代的事了,中间经过了文革十年劫难,书信原件很少有幸存者,即连当时的抄件,据陈明远等知情者所说,也已七零八落。文革前正式公诸于世的此类信件似乎很少,郭沫若信件的手稿也只发现了十几封,余皆近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发表的转抄件。郭沫若的子女指责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信件郭沫若的第十一个子女郭平英首先抓住郭沫若起自何时与陈明远通信的问题斥责陈明远的作伪。她认定,1962年第15至16期上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写于1956年9月14日的那对是郭沫若给陈明远回的第一信,而陈明远现整理出来的1956年9月以前的郭沫若复信便不知其所据了。按,陈明远现披露的郭沫若复信最早的写于1953年7月12日,写于1956年9月之前的共有14封。诚然,陈明远拿不出郭沫若复信的原件来证明这14封信的真实,但如果他的“作伪”仅是为了借郭沫若抬高自己,细看这些信的内容,则似乎并不能达到目的,且也似乎没必要一定得将时间强调到这么早。郭平英根据陈明远致郭沫若的一封原信证明,陈给郭写的第一封信正应在1956年而不是1953年。这封写于1961年6月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您还记得5年前,当我还载着红领巾和您刚开始通信的情景吗?”既然陈明远说刚开始通信的时间是“5年前”的1956年,则郭沫若就不可能在1956年之前写给一个叫陈明远的小朋友。虽然现存于郭沫若故居的陈明远写的这封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信中的笔误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1956年陈明远已经是15岁的高中生了,怎么还会戴红领巾呢?陈明远或表示过,这里的“5年”乃是“8个”之误,似可相信,8年前他12岁,正是戴红领巾的时候。而且,从信件的具体内容来看,说郭沫若的这封于60年代公开发表的回信是给陈明远的第一封信,依据似亦不足。首先,这封回信在短短的问候之后,即表示了“你准备钻研数学是很好的……”对于首次通信的小朋友,作这样的表态显然并不合适,也不符合郭沫若的身份;其次,在表扬陈明远对学校的热爱情感之后,表示“将来我到上海去时,一定要去看看你们的学校”,身为重要领道人,对第一次通信的学生即作这样的表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接着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事,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题外的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

       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

[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

(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

还的,他怎么至于忘记此事,而冒着被揭露馅的可能去伪造信件公开发表呢?王戎笙所说的郭办留下亲笔信而给收信人寄去抄件的做法想必是有,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听上去无论对收信人还是对郭沫若本人都有失厚道,但对于郭沫若与之通信过至少40次(王承认这样的数字)的陈明远,是否也适用这种方法呢?除非当时郭沫若的秘书们自作主张,否则这样办理的可能性极小。……论者认为郭平英王戎笙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在王戎笙的文章中,郭沫若1963年以后给陈明远的复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同郭平英相一致地,王戎笙也指出,1963年陈明远来京工作后,郭沫若与他的关系已经冷淡和疏远了,不过个中原因不是如郭平英所说的郭沫若觉察了陈的“某些弱点”,而是郭沫若从外界影响考虑,主动吩咐陈明远保持距离的。即使郭、王的两种说法都是事实,也还是不能说明郭沫若给陈明远回信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王文说陈明远公布的1963年以后的郭沫若回信,“任何一位当时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不说明事实本身。至于作者宣布“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承认。这些话口气好像独对陈明远,而且有不容讨论、研究的意思,对于学术争论而言,显得过于意气甚至霸气,实在无益于事实的澄清。郭平英、王戎笙等从爱护郭沫若的立场对这些复信的真伪提出疑问,可以说确有其学术意义,对于辨明是非、真伪无疑有着积极的效用。不过由于作者几乎都是、或者自以为是当事人的身份,在撰文质疑的过程中情感因素溢于言表,以至妨碍了客观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更何况语含苛刻,出口伤人,这只能搅浑池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结论: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信大体真实总之,郭沫若曾经与陈明远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关系,现存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回信大体是真实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疑点,传抄、整理过程中的客观疏漏和主观的不严密现象明显存在,这需要包括上述质疑者在内的众多郭沫若专家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析疑、研究,以求得理清事实,去伪存真。任何未经细密研究,只是凭某种经验和意气而作出判断甚至决断的行为,都是与科学的态度不相兼容的。[原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12月)

 

  评论这张
 
阅读(247)|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