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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格心理学看郁达夫的神经质  

2007-10-08 17:48:46|  分类: 文化人的性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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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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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                      郁达夫和王映霞

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

 

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

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

 

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

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

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

本人形象

 

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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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

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

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

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

 

(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

(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

(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

(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

(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

“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

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

 

       从人格心理学看郁达夫的神经质 - 陈明远 - 陈明远的博客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

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

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

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

 

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

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

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

 

            从人格心理学看郁达夫的神经质 - 陈明远 - 陈明远的博客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

 

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 

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 

郁达夫怎样对待金钱、权势和女人郁达夫和王映霞具有浓烈传奇色彩的郁达夫(1896-1945)的人格,基本上属于质疑型(thequestioner)。禀性内向,神经质,露骨的真率、自卑、低调而内心高傲,愤世嫉俗。郁达夫平时对事物的看法,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观。他是个感性的而不是思辩的人。他对于异性,具有病态的恋慕。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懦。过分的天真坦白。他身体不健康,感觉异常灵敏、脆弱,且极易冲动。郁达夫把世界看作是威胁,他经常处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疑惑、畏惧心理之中。他设想出威胁的来源,他会预计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他这种怀疑的心智架构,造成了行事拖延、犹豫不决,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猜疑。他不喜欢权威,但也可说是回避权威。他参与弱势的团体运动,而在权势威逼下难于自处,难于成功。未觉悟的郁达夫具有偏执倾向,不讲效率和弹性,无法联络,而且难以开展或完成事情。他若不是退缩、怠惰、唯唯诺诺,就是潜在的违纪和抗命者。觉悟后的郁达夫具有明辨的心智,既多产又富想像力,他可以成为一诺千金且保护他人的良友和工作伙伴,能站稳立场以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他是多种矛盾冲突的化身、而至死不得安宁。本人形象郁达夫虽然多年留学东洋,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但从来不穿西服,而是终生“青衫、布鞋”,不少关于郁达夫的《印象记》《访问记》都说,郁达夫衣着朴素,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青衫所包裹着的,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回忆:在“语丝”社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子。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北伐时代,创造社同人又在广州聚首。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沫若兄已随大军北上。我们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仿吾因兼任军校修械所工作,住在黄埔,达夫和穆木天、王独清都住在中大教员宿舍,我便也搬到宿舍去住。达夫好和学生来往,常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们两人的房子前后相连,只隔一重板壁,有时在深夜里,还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我最初认识达夫先生,是在广州。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冬天。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文章的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引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黎烈文在《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我和达夫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进申报馆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在我的想象中,郁达夫先生该是一位风流狂气、高视阔步,有几分傲态的名士。想不到见面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站在我面前的达夫先生,不但说不上风流狂气,却简直质朴到有一点土气,而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热忱而又亲切,更看不见丝毫骄傲的痕迹。”郁达夫的质疑型(thequestioner)个性特点(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一)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指出:“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年(1921—1926)的那段时间,至少有一部分青年是被这位‘中国的卢骚’深深地吸住的。有一位朋友,当时就在穿着上和行动上极力模仿着他。“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的而不是思辩的人。其次,他对于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白得太清楚了。此外像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他往往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他身体的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特性都是造成那些缺点的原因。”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等品性,就是那种有力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他会立刻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闲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摘自《郁达夫逸事》)(二)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设计委员(少将衔),达夫挈家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朋友们也居中调解过。郁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作祟吧?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的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胡适)跟郁达夫,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众所周知,“达夫颇好作狭邪游。”他常常说自己是“自卑狂”的。这也许过火些。说他是个“谦逊”(但不是那种虚伪的谦逊)的人是不会错误的吧。从他的著作或平常的谈话看,他不是怎样幽默的人。但是,他并不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有一回,浙江省立图书馆请他演讲,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底下已挤满了男女的听众。他看了一看他们。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回报他的是一阵震动屋瓦的笑声。(三)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创造社批评家李初梨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达夫的作品里面虽然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但他的为人却是愉快活泼而且富于同情心的。……达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而且比较乐观的人。他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忧郁性的色彩,反使我感到轻微的失望。我看出他多少有点神经质。达夫常说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LeighHut)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的确是成功了。在中国文坛上,达夫交游最广而且和各方面都处得很好。”钟敬文在《忆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达夫先生的正直,在他的小说中虽然颇有正文化名人的个性 

面的反映,但他的性格上的这种品质无疑是很凸出的。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他的日记随笔固然到处流露着,在日常的谈话中也是一样。住在杭州的那些日子,正是他闭门韬晦的时候,但是谈话中有人提到那些黑暗的现象,他总是不能也不肯藏匿他的义愤。他立刻声音急促地骂了起来。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础石。”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帐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帐,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多次出现这样的描写。1936年他在福州,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作他“神经病发作”。(四)“我是作家,不是战士”1930年,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回忆:“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依然参加了。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am a writer, not afighter。’(我是写作者,不是战斗者),这句话引起了青年朋友的不满。在我(郑伯奇)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推荐:请继续点击,参阅以下好博文——陈独秀为什么乐于进监狱?胡适为何被称作“老大哥”和“我的朋友”?蔡元培巨大成功是怎样获得的?文化名人的个性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我帮钱三强跟痞子流氓打架谁在中国首先提倡“节制生育”?真相: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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