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陈明远的博客

 
 
 

日志

 
 

转北京方雨: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  

2008-09-03 12:23:31|  分类: 讨论余秋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

——《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转自:北京方雨教授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摘引评论】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1)纵容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
(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
(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
(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

(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北京方雨正文】

 

   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1、关尹喜是谁?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我的判断很明确,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显然,那位在美国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

—————————————————————————————————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螃蟹泡沫……

 

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

  

那么,希望余秋雨在方便的时候、方便的场合“详细推演”一下这个“复杂学术程序”,正式给出老子比孔子大的证明,那比他写一万篇“文化散文”都要意义重大。让我们翘首以待。—————————————————————————————————【陈明远按语】看来北京方雨教授就是再“翘首”也“待”不到余秋雨拿出像样的“学术程序”来的。可乐的调侃!一笑。不过,虽然早知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却万万没有料到,有“博导头衔”的资深教授余秋雨居然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如此大话:“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我的判断很明确……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请问你的“学术程序”你独特的“史实”究竟在哪里?故弄玄虚罢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甚至仅见的、又厚又黑的螃蟹泡沫……北京方雨教授文章很好。读后有一处可以讨论 ——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由于史料不足,又往往相互矛盾,在他们之后几百年的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一直到两千多年后、如今也没有新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确切史料。“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看来“孔、老两人年龄谁大谁小”的悬案,也就搁置在那里罢了—— 这就是一种结论(正如数学上,证明了某问题“不可解”也就是一种解答了)。最关键的是《论语》和《道德经》成书的年代早晚问题!这才是比“孔老年龄差距悬案”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获得解答的,简述如下:(1)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文本分析看来,《论语》的文字风格、语汇特点,比较起来明显的早于《道德经》那样的形式;(2)从《论语》和《道德经》两书的思想内涵看来,《道德经》那样深入透彻的阴阳对立和转化的观点,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思潮;(3)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看来,《老子道德经》定本成书不早于汉代;(4)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只不过是传说,编造的痕迹明显,不足为据。……好了,就此打住罢。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2、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3、余秋雨版的神话

1、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

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2、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余秋雨真的从来不用成语吗?转:余秋雨如何教训海外历史学家——《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四转自:北京方雨教授【陈明远按语】北京方雨教授对于余秋雨新书《寻觅中华》做了翔实、深入的解剖。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们一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揭露真相,让余秋雨“说谎骗人成性”的花招原形毕露,为世人皆知,为小人预警,为后人足戒。功莫大焉!【摘引评论】(1)纵容骗子和喜欢人们被骗同出一理,即用虚假的东西来捞取利益;(2)余的矫情、虚饰、夸张、空洞,符合某种所谓官方意识和奸商暴利;(3)因虚假,他很受欢迎,也有一批暗中支持者,但却不一定是真正喜欢者,看没看过他的东西都不一定,如书商,特别是擅长推销伪劣产品的奸商;(4)电视台负责人,只是借炒作包装来吸引眼球,因此看上余的花里胡哨巧言令色,不一定认真审查过余秋雨真货色(真正的学术水平)几斤几两;(5)对余的揭露批判,不仅仅是对这一个人,他不过是一种现象中的典型、样本。污染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6)为了对中华文明负责,为了对广大公众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义不容辞地揭露批判以余秋雨为代表的虚伪、狂妄、嚣张、浮躁……,必须树立正气、压倒余的歪风邪气。这才是大功大德!【北京方雨正文】余秋雨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却硬充文史专家。他基本看不懂古文,但会找窍门——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再用自己那支“生花妙笔”加以“润色”,并塞进一些武断鲁莽的评语和自吹自擂,就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了。在《寻觅中华·古道西风》中,就可以发现明显的抄袭痕迹和不知深浅的轻浮论断。1、关尹喜是谁?在《古道西风》中,余秋雨讲述了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其实这都是从别的书里摘抄来并加工了一下。老子出关一段,明显就是抄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不仅“明引”,还有暗抄。余秋雨可能不承认:“老子出关是《史记》等书上都记载了的,我的确引用了鲁迅的文字,但怎么能证明我写的老子出关的其他部分也是抄自鲁迅的《出关》?”好的,我来证明余秋雨就是抄袭。请看,余秋雨怎样讲这段老子出关的故事: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这个“关尹喜”是何许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鲁迅的《出关》。但是,请看《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出关》文后关于“关尹喜”的注释[16]:“关尹喜相传为函谷关关尹。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未叙明关吏姓名;“喜”字应是动词,汉代人认为人名,所以称为关尹喜。《庄子·天下》称关尹、老聃二人为“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也有“老耽(聃)贵柔……关尹贵清”的话。”唐宋间有人托名关尹写了《关尹子》,现代学者也有注释,但观点与《鲁迅全集》的注释不太一样:“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另外,道教中称“尹喜”为文始真人,道书中把他称作“关令尹喜”、“关令尹”,或“尹喜”。这个“尹喜”其实也是错的,当然道书一般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一、《鲁迅全集》的注释者指出鲁迅把人名搞错了,那个函谷关的关吏不叫“关尹喜”,“关尹”只是其官名。二、其他文献也有的认为这位关令尹的名字的确叫“喜”,但他不姓关也不姓尹。三、一些道教书籍或民间传说甚至认为这位关令尹叫“尹喜”,但也不姓关。所以,把这位关令尹的名字叫成“关尹喜”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当然,关令尹的名字并不是鲁迅第一个搞错的,而是汉代就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

有人搞错了。但是,近代继续这样错的人极少,史学家更没有人再认为“关尹喜”是个人名。所以,近年来相关文献中都是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或“尹喜”,而没有再称“关尹喜”的。唯独余秋雨沿袭了鲁迅这个稀有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他除了鲁迅的《出关》,没有认真看别的资料,甚至连《出关》也没有看注释(否则按余秋雨的性格一定要大做文章),就匆匆忙忙连摘带抄做起自己的文章来。这就像学生考试时连同错误一起抄来的“雷同卷”,是要打零分的!余秋雨不懂古文,找窍门抄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却又不求甚解——只看正文不看注释,所以也跟着错了。跟着鲁迅犯错误本身还不算丢人,但抄人家的书却连错误一块儿抄来就有些现眼了。况且,鲁迅写的是“故事新编”,是充满幽默调侃的文学作品,人名错了并不太要紧;而余秋雨这部自称“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见《寻觅中华·总序》)居然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搞错了,能原谅吗?其实,余秋雨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金文明先生早就指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擅自把吴越忠懿王“钱俶”改名“钱俶常”。那次他倒是真的看了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但他不通训诂,也对这位家乡的历史名人一无所知,硬把“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做“尝(曾经)”讲的“常”这个副词安到人家的名字上,暴露出他既不通古文,又不懂历史,闹了大笑话。几年过去了,看来余秋雨还是没有接受教训。2、余秋雨能证明老子比孔子大吗?余秋雨在《古道西风》中又写道: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事实上,余秋雨2007年3月6日在凤凰台《秋雨时分》栏目中曾说: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我会用史实来证明我的推断。看来余秋雨一年多来还没有拿出史实来证明老子比孔子大。我相信他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定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代,如胡适、唐兰等人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认为孔子早于老子。如果余秋雨真能拿出证明一锤定音,说不定能成为史学界的陈景润,起码也会真正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目前,认为老子早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人;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相信老子是公元前462年—前302年左右的人。孔子的生卒年代一般没有异议,即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至于余秋雨津津乐道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那是另一位老子——老莱子,所以也并无定论。傅斯年曾撰文说:“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见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显然,那位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给余秋雨递纸条的“华裔历史学家”,是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如此武断地对一件没有定论的事情下结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哪会像余秋雨想的那样无知!可余秋雨无知无畏,竟然如此傲慢地给人家上课,还要写到书里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仔细再看余秋雨的文章后发现,这次是我粗心了,因为他说的明明是“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如此说来,他一定已经证明出来,只是“不便”在散文里推演。3、余秋雨版的神话

 

  评论这张
 
阅读(793)|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