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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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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2008-11-26 23:37: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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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

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

陈志武: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

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

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

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

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

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二是减税、退税,

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

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

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

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

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

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

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

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

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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