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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  

2010-11-14 19:34:00|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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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 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

 

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第六个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 X诗社。1968年 4月 19日早晨,郭世英被非法绑架关押,4月22日,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26岁。 周国平:与郭世英同学 周国平回忆道:当列车到达北京站时,我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 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 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周国平),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 不过,真正说来,我(周国平)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


                     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第六个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 X诗社。1968年 4月 19日早晨,郭世英被非法绑架关押,4月22日,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26岁。 周国平:与郭世英同学 周国平回忆道:当列车到达北京站时,我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 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 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周国平),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 不过,真正说来,我(周国平)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 - 陈明远 - 陈明远的博客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第六个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 X诗社。1968年 4月 19日早晨,郭世英被非法绑架关押,4月22日,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26岁。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 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 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周国平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1963.9-1965.9),农村“四清”两年(1965-1966),“文革”又两年(1966.6-1968)。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  周国平:与郭沫若通信 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一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除了平英,我还与建英和于立群通信。当时建英因患肾炎在家养病,平时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给他和于立群的信,郭老都看,于是我和郭老之间也开始了通信。 在于立群给周国平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周国平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 郭沫若很快给周国平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周国平:与郭世英同学 

    周国平回忆道:当列车到达北京站时,我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 
    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 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周国平),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 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不过,真正说来,我(周国平)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

    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第六个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 X诗社。1968年 4月 19日早晨,郭世英被非法绑架关押,4月22日,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26岁。 周国平:与郭世英同学 周国平回忆道:当列车到达北京站时,我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 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 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周国平),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 不过,真正说来,我(周国平)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

    周国平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1963.9-1965.9),农村“四清”两年(1965-1966),“文革”又两年(1966.6-1968)。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 

                  周国平:与郭沫若通信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 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周国平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1963.9-1965.9),农村“四清”两年(1965-1966),“文革”又两年(1966.6-1968)。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  周国平:与郭沫若通信 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一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除了平英,我还与建英和于立群通信。当时建英因患肾炎在家养病,平时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给他和于立群的信,郭老都看,于是我和郭老之间也开始了通信。 在于立群给周国平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周国平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 郭沫若很快给周国平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一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除了平英,我还与建英和于立群通信。当时建英因患肾炎在家养病,平时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给他和于立群的信,郭老都看,于是我和郭老之间也开始了通信。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 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在于立群给周国平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周国平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

    郭沫若很快给周国平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 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 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第六个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 X诗社。1968年 4月 19日早晨,郭世英被非法绑架关押,4月22日,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26岁。 周国平:与郭世英同学 周国平回忆道:当列车到达北京站时,我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 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 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周国平),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 不过,真正说来,我(周国平)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 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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