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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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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2010-12-19 21:55:00|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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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悖论。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监管员悖论。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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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1959年出生,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七七级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19791980初期,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他们的经历,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realm),就是官方的,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缺乏章法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要王道不能霸道’”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吕晓波教授说,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   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如果近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目前“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过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原载《联合早报》(2010-12-12)

中美其实互不了解 (本文已获审读通过) 【编者按】罗素悖论审读记 1918年,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的悖论被他本人通俗化:乡村理发师,宣称他不给村子里任何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给自己刮脸?假如他给自己刮脸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给自己刮脸;但是假如他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理发师”悖论。 图书报刊审读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审读的人审读。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的审读词审读?假如他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审读;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审读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审读。于是审读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审读员”悖论。 监管员,宣称他不对于任何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但却对于所有不对于自己监管的人监管。一天他自己突然发生了疑问:他是否应当对于自己监管?假如他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按他声言的前一半,他就不应当对于自己监管;但是假如他不对于自己监管的话,则照他自夸的,他又必须对于自己监管。于是监管员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这就是目前尚未人知的“监管员”悖论。 ———————————————————————————————— 理发师悖论、或审读员悖论、或监管员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某些(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审读或监管)的对象。那么,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宣称,他的元素,都是村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村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或审读员或监管员)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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