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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强附会的“考证”  

2013-05-02 11:34: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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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牵强附会的“考证” - 陈明远 - 陈明远的博客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牵强附会的“考证” - 陈明远 - 陈明远的博客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 ,可口可乐!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11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28何驽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2001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1),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即陶寺城址内I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多数学者隶定为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字,另对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易文,亦即明文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其下笔画形象近似,与甲骨文和金文下部的“T”形和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图一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字同于古文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图一,10),同墓出M172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12铜戈墨书尧氏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一个)(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但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及其下的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字下部的字字形更接近。一个一个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之意。我们明白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说文》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字的本意即为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高大夯土城墙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图一  陶寺朱书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  7.甲骨文《后》下14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M17212戈黑书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上只有一个◊(),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上多加一个◇();至汉代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字则在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上发展成3个土()(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字来看,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文武丁,金文同,常见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文考文祖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 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乐! 请看,一个牵强附会的“考证”,可口可乐!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载《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何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处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发表了李健民先生《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其载体是一大块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Ш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图一,2),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无多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朱书字符“两”个(图一,1),无释。扁壶破片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显然字符与朱红勾边都是在扁壶破碎之后所描绘的。 罗琨先生在《陶寺陶文考释》①一文,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她将H3403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 “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 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图一,3,4)。从摹本上看,扁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为一“一”画,其上的笔画不是“O”,而应是有转折角的“ ◇”;其下笔画形象近似“已”,与甲骨文和金文“易”下部的“T”形和“勿”字形相去较远。因此,这个字符可能另有他释。 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②称,张正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图一 ??,5)。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页6上说:“《说文》‘尧,高也。从垚,从兀,从垚,在兀上。古文堯。’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十三》页40门解释说:“按《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古文尧。’此从二土从卪,孙氏释尧,可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图一,10),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一个“兀”③)(图一,11)。陶寺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上部虽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已”或“卪”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④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③,据丁山先生“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131日第一版

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走”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装辉县孟庄、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皿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图一 陶寺朱书“文字”1.陶寺扁壶背面文字 2.陶寺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盟 5.甲骨文《后》下32、16 6.《说文》古文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黑书;11、洛阳北窑M172:12戈黑书 鉴于陶寺H3403扁壶背面朱书字符形体接近甲骨文“尧”字,而陶寺城址高大的城垣和所处黄土源的特征与《说文》“尧”字的本意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冗”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 )了(图一,9)。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现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图一,7,8)。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我非常赞同罗琨先生的观点,她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⑥。陶寺H3403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应当进人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他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来成文典籍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折射出其中的原因。《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马注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是世人公认的,尊号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文”。 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尧”,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11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朱,我同意罗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⑦因此,我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很可能已经产生,但远末达到商代甲骨文成熟的高度。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们可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管窥一二。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无疑也属普通居民区里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大型墓地中有9座早期“王级”大贵族墓葬,在年代排序上最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而该墓地延续到陶寺文化晚期,却只有赤贫的小墓。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 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 注 释 ①⑥⑦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②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00、102、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0页,中华书局,1999年。 ⑤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一版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收入本文集时作者何驽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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